关键词:近代中国;水利史;区域史

　　随着人们对当前水利建设的重视，近代中国水利史研究日益突显其重要性。近代中国水利史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当前人们对其问题的研究或论述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尚存诸多的不足。笔者试图从水利人物、区域研究等方面对近代中国水利史的研究进行梳理，以总结成果，发现问题，进而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水利人物

　　对水利人物的研究是当前近代中国水利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主要涉及林则徐、李仪祉、张謇、周馥和孙中山等。

　　(一)林则徐

　　林则徐对我国近代水利贡献巨大。兴修江南水利方面，汪志国指出在修建海塘工程时，林则徐亲赴实地勘察，督工修建;在治理三江水道时，林则徐认为三江水道淤塞为害巨大，主张三江水道疏浚工程必须赶紧动工。治理运河和黄河方面，林则徐让治下官员疏浚运河水道，以保证漕运畅通;并亲自查验黄河河务，拟定治黄方案;又襄赞王鼎，堵合黄河祥符决口。治理长江方面，汪志国总结出林则徐的贡献即首先是建章立制，修筑堤防，确保江堤的巩固;其次是颁布《防汛事宜十条》;再次是建立报讯制度;最后是完善民间水利组织。

　　关于林则徐的水利思想，汪志国强调其主要体现在水政管理思想。其治水特色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注重实际，事必躬亲，勤政负责;二是重视赈灾济贫;三是重民思想。陈立平指出林则徐的水利著作中体现了重视农田水利的思想。

　　(二)李仪祉

　　在水利建设及治水贡献方面，近代水利学家李仪祉当执牛耳。姚远等指出，在1928－1930年，李仪祉筹划白河、黄河水利事宜，设置黄河水文站，亲赴淮河上、下游查勘，并视察运河，拟定导淮计划，设计杭州湾新式海塘。李仪祉一生水利著作颇丰，主要包括《水利概括》、《水功学术》、《西北水利》、《华北水利》、《黄河水利》、《江淮水利》、《水功学》、《农村建设》等，这些著作为我国近现代水利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水利思想方面，李赋都等指出，李仪祉创造性地提出“以工代赈”和“总自然之论”思想，其中“总自然之论”思想是在总结前人、放眼世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三)张謇

　　张謇作为近代伟大的实业家妇孺皆知，然而他在水利贡献方面亦不逊色于李仪祉。须景昌指出，张謇的一生先后参与了黄河、长江、淮河等河流的治理，尤其他在打造“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时，注重水利与工业、人居、交通协调发展。既注重供水，又注意排污，有利于改善环境，改善防洪条件。

　　关于培养水利人才思想，卢勇等指出，1915年张謇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水利高校———南京河海工程专科学校，此校开创了我国兴办近代水利教育的先河，是我国近代水利教育兴起的重要标志。尹北直等也指出，张謇一再强调培养水利人才的重要性。

　　张謇的水利著作亦颇多，如《请速治淮疏》、《议办导淮公司纲要》、《复淮故道图书》、《条议疏浚全国水利呈》、《江淮水利计划书第三次宣言》、《江淮水利施工计划书》和《为段山夹滩地事致人书》等。这些著作进一步丰富了我国近现代水利建设资料和思想。

　　(四)周馥

　　水利贡献方面，赵春阳指出，周馥对黄河的治理整顿是从1873年开始的。首先他提出合理完善的治河建议，如反对黄河改行故道及借黄济运;提出黄河大治办法十条。其次对黄河的治理整顿，有如下措施:堵筑刘旺庄和冯家庄，调整黄河上游管辖地段，设立黄河电报局，坚持让地于水，整顿黄河防汛吏制。阳光宁等也指出，周馥治理永定河有两大成就，一是1890年他指挥在河北岸添建石堤;二是主持修建卢沟桥减水石坎。

　　周馥的治水思想，汪志国认为在他的著作《治水述要》中有很好的展示，新颖且有见地，如“顺水之性，以水治水”;治水应先治水政之弊端;改革水政管理体制;注重调查研究，讲求科学治水。

　　(五)孙中山

　　孙中山的水利思想重在科学规划方面，王瑞芬指出其水利规划思路主要体现:一是黄河出口，应疏浚以畅其流;二是渭河、汾河可用同一方法处理;三是植林于全河流域倾斜之地，以防河流漂卸土壤;四是整治扬子江入海口;五是全线整治长江干流支流;六是治理淮河重在入海口改造;七是其他流域的治理应大都与长江相同。

　　二、区域研究

　　近代中国水利史研究从地域空间上涉及黄河水利、长江水利、淮河水利、其他江河流域研究、省区水利研究等五个方面。

　　(一)黄河水利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近代以来人们的生产活动对黄河的影响已远远超过前代，对黄河水利的关注日甚一日，所以目前已有研究近代黄河水利的文著都超过其他河流的研究。

　　关于黄河治理方面，谢堂银在其学位论文中指出，光绪十三年郑州黄河花园口堵筑时间长，难度大。前后堵筑长达四个月，河南两万民夫在此期间连续五次重新堵筑。王质彬针对李仪祉的治黄思想及其对陕西水利的贡献认为，李仪祉对黄河支流的“引水灌溉、放淤、水电等事”，进行了探讨和规划，并建议“先于壶口、孟津及渭河宝鸡峡各建水电厂”，为将来水电事业打下基础。张骅指出，对黄河的水土流失治理，李仪祉强调应以中游为主，要面上治理与支流水库工程结合。陈立平指出，林则徐首次提出要在黄河中游保持水土，防止水土流失的主张。

　　(二)长江水利

　　近代长江水利研究主要涉及防洪建设和水利工程规划。

　　防洪建设方面，徐凯希指出，张之洞来鄂之初，即奏准架设武汉至襄樊电报线路，以期信息灵通，随时捍患救灾。其后数年他多次通令各有堤州县，加意赶修堤防，开除排渍。尹北直等指出，李仪祉对长江的治理提出3个方略，一是减洪;二是蓄洪;三是截弯取直。

　　水利工程规划方面，章云认为孙中山特别关注长江流域水力资源的利用，率先提出了兴建三峡电站的构想。卢勇等特别提到张謇的“治江三说”理论:一是为治全江计应呈政府，联合湘、鄂、赣、皖、苏五省水利人才，设立长江委员会，以南京为会所;二是由湘、鄂、皖、赣四省遴选优秀知识青年四五十人进河海工科专门学校学习;三是为江苏计，境内长江干流宜作统一规划，分段治理。这一理论对后来长江整体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淮河水利

　　近代淮河水利的研究，重点在于对淮河的疏导，此中有两个视角:人物与政府。

　　人物方面，庄安正指出，张謇强调导淮并非仅指治水，而是由“导以除害”与“垦以兴利”两部分组成。尹北直等认为张謇导淮工程改变了近代水利中“官僚治水”的模式，出现了科学工程设计、培养水利人才、科学治水等近代化的转变。针对李仪祉，尹北直等指出，李仪祉对淮河疏导体现在其著作方面，1931年7月他编就了一部在淮河水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导淮工程计划》，书中记述了导淮入海水道计划，“曾就可能应用之线路八条，逐一比较研究，始行决定利用废黄旧槽之段，而出套于口”。

　　政府方面，徐海燕论述了1927—1937年间，国民政府的导淮入海工程的准备和实施过程。吴晓晴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经济规划的倾斜对导淮入海工程的完成起了关键作用。汪胡桢论述了该工程前期计划，如国民政府计划河宽要在120米，两堤相距要达到350米，预算经费约需3400多万元。

　　许心武指出该工程因为当时的款项问题而拖延，国民政府不得不暂作先期工程处理。

　　导淮之外，王志国在《近代安徽水利事业述论》中强调，在近代淮河流域的水利工程主要以除害为目的，其表现是在沿淮城镇和沿淮临近湖洼地区筑堤防洪。

　　(四)其它河流水利

　　关于珠江流域，杨茜认为，在清代珠江三角洲堤围迅速向滨海地区发展。在小围或潮田基础上发展成较大的堤围，尤以19世纪中后期的道光至光绪年间为多。洞庭湖流域方面，黄庆林指出，民国十年国民政府对洞庭湖区采取了两点新举措，一是改赈为贷，二是变麦为款。鄱阳湖流域方面，王芳等提到，20世纪30年代陈孝刚先生根据有关学理和统计资料，认定鄱阳湖最大蓄水量为50亿立方米，超过此限即成水灾。所以防治鄱阳湖水害的关键是减轻鄱阳湖蓄水的压力，化整为零，将一部分水搬到五大河的上游去。

　　(五)省区水利

　　陕西方面，车宝仁论述了李仪祉1931年动工修建的泾惠渠，灌溉礼泉、泾阳、三源、高陵、阎良、临潼6个县区，总计受益良田66万亩。山西方面，高建民论述了水利企业对山西水利建设的参入模式及其贡献。宁夏方面，李艳分析了河西走廊地区水案频发的原因及影响。甘肃方面，王长燕从更长的时间跨度论述了近300年来兰州地区黄河水利环境的变迁及影响。

　　此外，钟萍论述了近代西北省区水利工程对农田灌溉的影响，郑利民分析了民国后期湖南水利大发展的原因，朱吉杰探究了清末“新政”时期直隶水利、水政的趋新等。

　　三、其它问题研究

　　上述问题之外的近代中国水利问题研究，还有水利技术、水利工程、农田水利、水利环境及解决、水权纠纷等五个方面。

　　(一)水利技术

　　水利技术的改进和提高，表现之一是水利灌溉技术。李赋都指出，李仪祉建议在黄河干流建筑高堰，以水利发电，利用黄河本身的动力发展汲水灌溉;对于宁夏水渠，主张在青铜峡筑渡桥，设活动堰操纵黄河水面;另外用田间截留地面水等主要办法，实行沟渠和阶田之制。表现之二是水利工程修筑技术。王建军指出，1930年前后陕西名渠的建设，均以近代科学为指导，采用新式勘测手段;普遍使用了钢筋、水泥等新式建筑材料;打桩机、碎石机、混泥土拌合机、抽水机、钻探机、钢壳推动机、发电机、气后机等新式机具得到广泛应用。表现之三是商人参与水利工程开发。吴军等提到，在河套地区，土地商人先向蒙古王公承租土地，然后投资开渠开荒。土地开垦之后，有两种耕作方式:一种是设置“公种”(大牛犋)和牛犋雇工直接经营;另一种是将土地转包给别的农户耕种，地商收取地租和承租。

　　(二)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方面的研究，内容之一是工程构成。

　　张天政认为，近代宁夏水利工程可分为河工、渠工、退水沟工。之二是土地利用方法方面，张骅认为，李仪祉在近代黄河治理强调培育坡耕地、培植森林、广种苜蓿、改良盐碱荒沟荒滩具有很大的生态工程价值;治理方式上，李仪祉的层层设防，坡、沟、川、滩分层治理对水利工程地形选择上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在泥沙利用上李仪祉提出的保、拦、排、淤四法对后来水利工程泥沙处理提供很好的范例。之三是渠坝建设工程上，王建军等认为，李仪祉主持修建的陕西泾惠渠就是一个典范。该工程建筑物有拦河大坝、节制闸、退水闸、桥梁、跃水、斗门、涵洞、渡槽、滚水、退水坡、倒吸洞等782座。

　　(三)农田水利

　　农田水利方面侧重灌溉。王建军指出，民国时期陕西所建的新式水利灌溉工程无论勘测、设计，还是施工工程，均以科学方法为指导，与旧时水利工程有着质的区别。许平认为，近代中国农田水利灌溉与古代中国相比明显衰落并指出了其部分原因。钟萍指出，19世纪60年代，左宗棠在陕西不仅修复泾水龙洞渠、明代利民渠等水利设施，还大力提倡凿井来灌溉农田，使以人畜机械汲灌的“水车井”大增，贡献甚大。

　　(四)水利环境与经济

　　水利环境方面，厉占财认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付出代价，同样兴建水利工程也是，它主要是以某些自然、社会环境和土地为代价的;在付出代价的同时我们要考虑水利工程对环境影响的利弊问题。

　　清末至民国时期，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虽不明显，但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许怀林指出，以近代江西为例，民国初期大规模的圩堤围筑，初步改变了江西乡村的生态环境，如水库塘堰抗旱能力只有二三十天，圩堤防洪标准不到5年一遇。

　　水利经济方面，高建民论述了商人参入水利工程开发，并初步融入近代市场经济因素，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张宇辉认为20世纪初山西水利股份公司的出现一度给山西北部的农业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气。

　　(五)水权纠纷

　　水权纠纷方面，田东奎认为研究水权纠纷解决机制可检验中国近代司法、行政系统处理社会重大问题的能力，以及中国近代司法改革的成果。研究发现，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和优势，一是多元化法律理念乃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所在，二是均平用水是近代水权纠纷解决的灵魂，三是水权协商乃水权解决机制运行的主要内容，四是民间机制、国家机制是一个互相联系又相互独立的自洽系等。另外，田东奎还论述到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与乡族的关系，水利碑刻与近代水权纠纷解决的关系及例证;张俊峰从山西“滦池”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展现了乡村社会水权的形成及其特点，还依据水利碑刻指出了前近代汾河流域若干泉域水权争端的行事原则的形成及影响等。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如水利高等教育、水利制度等。陈宏生指出近代水利高等教育是由盛宣怀创办北洋西学堂开始的，其后经历了孙家鼐、袁世凯、张謇等的参入，最后张謇创办的河海专门学校把近代水利高等教育推向高潮。水利制度方面，王建革指出清末河套水利的开发是中国近代水利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从道光至光绪末年，河套地区形成以八大干渠为主体的灌溉系统，其中贯穿有地商参入制度、国家权力介入制度和水利组织与管理制度。雷志松论述了近代支持农业发展与水利制度的关系，大场景地展示了早期改良派郑观应、王韬等支农、重农思想。

　　四、研究的不足

　　综上可知，近代中国水利史研究在多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果不菲。不过，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背后所隐藏的不足。

　　(一)研究内容不均衡

　　研究内容不均衡主要体现为重大轻小、重精英轻大众，精英史学占据统治地位。以近代水利人物研究为例，研究的重点是林则徐、孙中山、李仪祉、张謇、周馥等，而其他众多水利学者或普通专家却成了背景和陪衬。其实，精英固然应予重视，而之外的广大群体亦多有可资探究之处。如近代水利学家和藏书家赵世暹尤以收藏水利文献而著称，在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中心所藏的水利文献中，有赵世暹题记约多达九种。他对水利文献收藏达到了痴狂的程度，几乎对每本文献著作的作者或编著者进行了详细考证，并且触及多部水利奏稿集。其中他提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近代水利人物或者官员身份的水利学者，如陈士杰、景行堂、云兰堂、晓园先生、黄赞汤、陈法、罗成孚、倪文蔚、麟庆等。他们的水利思想虽未广为流传，但并非无足轻重。其实许多地方的治水档案资料和治水官员及学者的奏疏、函稿及心得，固然内容上具有区域色彩，但其针对性和实践性更强，对于特定区域内的水利事业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物如此，其他如水利工程等亦如此。较大的水利工程或与著名水利人物有关的水利工程，比之其它海塘、水坝、排灌等，学界显然要重视得多。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不够

　　当前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都是一个重要方法。方法就是观念转变，方法就是新领域的开拓，方法就是研究内容的深化，方法就是新史料的挖掘，方法就是总体史的追求，这就是社会史方法论的意义。对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意义，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说:“很久以来，我们注视着这些相邻科学的经验和研究，因为我们认识到，与它们取得联系或走向它们的道路使历史学耳目一新。在我们这方面，也可能给它们提供一点东西。”近代中国水利史的跨学科研究做得远远不够，行龙曾针对水利社会史指出，以水为中心，勾起土地、森林、植被、气候等自然要素的变化，进而考察由此形成的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社会变迁方方面面。对中国近代水利史研究，日本、西欧学者在利用跨学科方法方面走在我们前面。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和田保分别以专题和论著的形式，从农业技术和自然条件的角度，阐述了水利灌溉对北部中国的意义。法国学者蓝克利和魏丕信对水利问题，均非就水言水，而是将水利及环境问题与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进行综合考量。

　　(三)资料收集与整理不够

　　目前各地图书馆、档案馆中有关我国近代水利史的档案资料，以及地方报刊资料、回忆性文史资料数量惊人。文献之外，以实物形态和习惯行为存在的相关内容也十分丰富，如遍布山野乡村的井神牌位、龙神信仰等大大小小的庙宇数不胜数，旱时形式多样的具有固定场合、固定线路、固定参加村庄的各种祈雨游行活动，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水利条件较差的区域，虽然没有这种类型的文化特征，却也存在大量与水相关的民间信仰和日常习俗，表达了民众对水的渴望和期待。相对于如此浩繁的近代中国水利史遗存，学界的收集与整理工作显然不到位，需要进一步强化。如近代水文化、太平天国水利政策、洋务运动水利制度、清末新政水利政策、乡村士绅的水利管理等等，疏漏颇多。陈寅恪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此古今学术史之同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P236)渠长根也曾指出:“关于花园口事件的现有史料是丰富的，但是，所处地域、馆址、存在方式、获取手段、保存状况等具体情况颇为复杂，需要投入地发掘和整理。”(P9)近代中国水利史资料，由于大量地散见于方志、文牍、奏稿、报刊和其它官私调查统计文献中，因此要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和资料整理，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材料支撑。

　　对于上述中国近代水利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笔者相信，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新史料的发掘，新方法的运用，中国近代水利史的研究定将不断地走向深入，达到新的高度。